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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提升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效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维度，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效传播自身的文化理念和价值主张，谁就能够在国际舆论格局中赢得更多理解、认同与支持。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等观念，不仅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也与当今世界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普遍诉求高度契合。提升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效能，有助于在国际竞争与全球治理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中华文化软实力更好地转化为国际影响力与文明感召力，进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坚实支撑。
另一方面，提升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效能具备坚实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可能。首先，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积淀了“天人合一”“民为邦本”等思想，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也为应对当今世界的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其次，国家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强对外传播平台建设、支持海外文化交流项目等，为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支持与资源保障。最后，数智时代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沉浸式媒体等新兴技术为中华文化传播精准触达、广泛覆盖开辟了新路径，使其以更具现代感的鲜活方式进入世界公众的视野。由此可见，从文明价值的内在契合、国家实力的外部支撑以及智能传播的技术助力来看，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效能的提升具备坚实的基础与广阔的空间。
推动叙事逻辑实现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相辅相成。宏大叙事能集中展现国家立场与文明高度，凸显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与深厚历史；微观叙事则能够通过具体生动的细节和真实可感的故事，拉近与海外受众的心理距离，增强跨文化传播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有鉴于此，应注重在国家发展成就、文明理念阐释等宏观层面塑造中华文化的整体形象，同时在日常生活实践、社会交往故事等微观层面展现文化价值的现实魅力，实现宏观与微观双重叙事的协同发力。
推动话语表达的多语态、多渠道、多场景创新。创新是提升文化传播吸引力的关键，多样是增强跨文化适应力的基础，两者结合才能突破单一化传播的局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融通中外特点的话语体系。面对国际社会多元化的受众需求，应在坚持核心价值立场的基础上，注重用富有故事性、形象化、可感知的方式进行多样化表达。通过创新语态，实现跨越语言与认知差异的有效沟通，增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价值共鸣；通过创新渠道，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平台的矩阵效应；通过创新场景，让中华文化生动可亲、深入人心。
一方面，培养复合型传播人才，夯实国际传播的能力基础。传播成效取决于传播者的素养与能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必须依靠懂语言、通文化、精技术的复合型传播人才。强化语言能力训练，搭建好跨文化交流的语言桥梁，让中国声音被听见、被理解。增强跨文化理解能力，培养既熟悉中华文化，也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的文化人才。提升数字化传播能力，把握数字平台传播规律，运用多元技术手段讲好中国故事。注重创新意识培养，敢于创新表达方式，把创意落实到具体传播行动中。不断完善高校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语言教育、文化课程、新闻传播、数字技术等跨学科融合，建立课堂学习与实践实训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另一方面，汇聚国际传播合力，推动形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格局。文化传播不是单一主体的“独奏”，而应是多元主体的“合唱”。官方机构和主流媒体应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提供权威信息与价值引领；学术研究机构和智库应强化理论支撑与智力供给，以专业研究和政策解读丰富传播内容；文化企业、媒体平台和社会组织应以市场化、产业化方式增强传播活力、拓展覆盖面。此外，充分发挥青年群体、海外华侨华人及国际友人的作用，深耕短视频、微短剧、电子游戏等领域，以更加贴近受众、多样化、生活化的方式传播中国故事。通过官方与民间、学术与产业、线上与线下的协同联动，汇聚多方力量，进而构建立体传播、全域覆盖的国际传播格局。
构建智能传播新空间。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文化传播的形态和格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拓展了文化创作的边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路径。面对受众多元化、分众化特征，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算法推荐与人工智能技术，建设多语种、差异化的传播矩阵，精准匹配不同国家、地区和群体的文化需求，使中华文化更好融入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宽维度、多渠道“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