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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早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就意识到，这将是延续性的议题，即减少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转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这将是持续多年甚至几十年的转型过程。 中国商务部长近日提到，中国将既重视GDP（国内生产总值），也重视GNI（国民总收入）。这意味着中国会更加关注国内各阶层的收入和分配问题，这完全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 中国经济的早期增长严重依赖外部需求，这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经济起步阶段，国内需求小而国外需求大。在找到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后，就能实现很高的增长速度，因为需求端基本没有限制。同时，实现这种增长依靠的不仅是比较优势，还有投资。所以，中国二、三十年前的经济增长特征是高度依赖投资，这是件好事，高投资支持了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培养了人力资源，这为当时和随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而出口则拓展了外部的市场和需求。 而在国家经济规模增长的背景下，一方面仅靠投资无法满足增长的需求，同时在制造业全球市场份额已经超过30%的背景下，出口虽然依然重要，但其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可持续性受到了影响。 所以中国强调重视GNI（国民总收入），就是关注国内需求的构成。企业和政府的收入支持投资需求，家庭和居民的收入则支持消费需求，中国政府很清楚这一点。而基于这是一个长期的转型规划，因此它也将成为新的五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旧的增长引擎效率下降的背景下，如果不改变增长模式，经济体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很清楚地意识到，增长动力必须转变。特别是要向依赖国内经济、发展服务业、提升生产率的方向转变，而这正是创新和技术的作用所在。 中国在人才培养，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各领域科技发展上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为经济转型做准备并推动这一转型。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到高收入经济体的成功转型，也就是当下中国所处的情景，基本都有赖于同样的转变，即推动国内生产率增长，用创新和技术服务国内需求。 远至约瑟夫·熊彼特（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近至菲利普·阿吉翁等人（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研究都表明，当一个经济体刚起步时，它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距非常大。而随着经济增长、收入提高、结构成熟，这个差距将逐渐缩小。而当差距几乎消失的时候，也就是后发的经济体也达到发达和高收入的状态时，经济增长将基本完全依赖于长期生产率，出口将不再是主要引擎，我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出口，而是出口基于克鲁格曼（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差异化理论”来实现，而经济的根本驱动力来自生产率。这就是中国重视创新与科技的原因所在。

　　斯坦福大学每年发布的《AI指数报告》显示的趋势很清楚： 第一，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并且要具体区分哪种技术。比如在绿色科技领域，中国明显领先，无论在技术还是成本上。而在生成式AI（Gen AI）模型方面，双方则非常接近。 第二，另一个趋势也很重要，中国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这就是开源生成式AI模型。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未来会同时有闭源与开源的模型提供给全球市场进行选择，而（开源模型）会推动AI技术在全球更多国家的广泛应用，特别是无力负担高昂开发成本的国家。 第三，很明显，目前AI的主要开发者仍是中国和美国。因为AI开发所需的基础设施、规模与人才太庞大，目前实际上只有这两个国家有这种能力。未来这个格局也许会改变，欧洲可能调整发展方向，印度的经济规模也终将足够大。所以当前格局不是永久性的，但目前确实如此。

　　当前的美国政府不支持多边体系，认为多边合作让美国“吃了亏”，于是美国退出了许多多边机制，例如《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等。 然而，多边体系很重要。所以更长期的重要问题是，我们是否还会拥有一个多边体系？它的主要推动者是谁？它会是什么样子？现在很明显的是，无论未来的体系长什么样，都不会像原有体系那样，国际政策制定不会再主要由市场逻辑决定，比如投资回报、比较优势等，我们回归原有体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我不认为世界其他国家会采用和美国一样“以双边协议为中心”的贸易方式。所以在美国之外，占据世界经济75%份额的其他地区，多边贸易仍会持续。 我们可能需要构建一种更复杂、更碎片化的新多边体系，让它与美国的交易性、民族主义、双边式的体系并行共存。当然，让这两套体系并行运作并不容易，但这似乎正是我们正在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