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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中国、美国和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签署了《开罗宣言》，提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1945年7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全面胜利之际，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明确“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战，大量消耗和削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实力，长期打击并牵制了日本大部分陆军和大量海军，使日军未能轻易冒险北进或南下，从而减轻了苏联和美、英等国的压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继续吸引和滞留日本陆军的主要兵力。“二战”时期，美国与日本还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过激烈的海空战斗。
中国收回南海诸岛主权是反法西斯侵略胜利的正当权益。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消灭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对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总兵力达400余万人，战线万平方公里，被卷入战争的中国人口达4亿之多。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依据国际法完全有资格要求归还被非法占领的领土。
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最大受害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大战胜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未被邀请出席旧金山会议。对此，中国政府1951年8月15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宣布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向为中国领土”，反对“旧金山和约”虽然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海有关岛屿的一切权利却不提归还主权问题，重申有关岛屿在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有关岛屿的主权“不受任何影响”。
此后，美国通过外交询问、申请测量、通报航行飞越计划等方式，显示了其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主权的立场。1957年至1961年2月，美军驻菲律宾的空军人员在黄岩岛及南沙群岛区域实施海图测量及气象调查时，曾多次向中国台湾当局提出申请，这表明美国认为这些岛礁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还曾在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上接待过美国军事人员。同期美国出版的地图和书籍等，如1961年版《哥伦比亚利平科特世界地名辞典》、1963年版《威尔德麦克各国百科全书》、1971年版《世界各国区划百科全书》，均确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自20世纪70年代南海发现大量油气资源以来，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等南海声索国，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持续制造各类占领南海无人岛礁、掠夺南海海洋资源等闹剧。特别是2020年以来，在美国等域外大国的鼓动支持下，菲律宾通过实施“灰色地带”战略，持续对抗中国在南海的合理合行动，以“弱者叙事”策略塑造对南海议题的错误认知，打着落实国际法的旗号推动菲国内海洋立法，美化自身对中国南海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非法侵占。
菲律宾持续加强在其非法侵占的南海岛礁上的军事设施建设。2022年起，菲律宾明显加快了在其侵占的中业岛、西月岛、马欢岛、北子岛上的军事设施建设。2022年3月，菲律宾在马欢岛建造一个新的直升机停机坪。5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西月岛、马欢岛、北子岛建立了指挥观察站，提升了对南海的海域探测监控能力。这些指挥观察站被用于监测周围的船舶，并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国家总部通报信息。2022年6月，菲律宾在中业岛建立了一个海岸警卫队工作站，并完成了长1300米、宽100米的混凝土飞行跑道的建设。
这是菲律宾南海“灰色地带”战略中的重要内容— “弱者叙事”策略。菲律宾故意忽略南海争端的历史经纬与国际法理，避而不谈菲律宾出于攫取南海油气资源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的历史事实，而是“以非常专业的新闻传播技巧将中菲南海争端的国际话语聚焦到了更具多元话语效应且能够产生广泛传播力的感性事件上”，通过利用西方国家以南海问题塑造中国所谓“修正主义”身份的国际舆论环境，构建菲律宾所谓“反抗中国强者”的国际话语体系， 发起南海争端认知领域的“叙事战争”。
备受争议的菲律宾“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道法”正式颁布。这两项法案粗暴地将中国黄岩岛及南沙群岛部分岛礁非法纳入菲律宾领土范围，严重背离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的核心要义，暴露出菲律宾在南海扩张领地的野心。事实上，1898年《美西和平条约》(《巴黎条约》)、1900年《美西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让的条约》(《华盛顿条约》)与1930年《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美英条约》)等三个国际条约，已从国际法层面明确菲律宾共和国领土范围。而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根本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
“西班牙应将称为菲律宾岛屿(Philippine Islands)的群岛(archipelago)和包括(Comprehending)在以下界线内的岛屿割让给美国：这条线从西到东沿着和或靠近北纬20°线并穿过可通航的巴奇海峡的中央，从格林尼治东经118°到127°子午线子午线的交叉点，然后沿格林尼治东经119°359至北纬7°409线线°子午线的交叉点，然后沿一条直线°线°子午线的交叉点，再沿格林尼治东经118°子午线至起始的一点。”
近年来，中国和东盟一直就推动“南海行为准则”开展谈判磋商。面对来自中国的强烈反对，菲律宾依然强行推动国内海洋领域立法，更深层次的图谋是以落实国际仲裁庭南海仲裁结果为名，为其继续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提供所谓的法理依据，增加中国以谈判协商妥善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这势必将严重破坏“准则”磋商氛围，加深相关当事国在南海争端上的立场对立，挫伤了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信心，拖累域内国家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动力。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南海争端主要指由于周边国家非法侵占部分南沙岛礁导致的领土主权争端和以海洋划界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权益争端。越南、菲律宾等国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引发了与中国的领土主权争端。南海周边国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张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管辖海域，从而在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之间产生海域划界问题。围绕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又衍生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全和保护等系列问题。
从国际法发展的过程来看，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发现、先占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辖，足以证明中国对南海诸岛享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不但最早发现了南海诸岛，而且还在开发利用南海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南海诸岛命名体系，如将岛和沙洲称为“峙”，将礁称为“铲”“线”“沙”，将环礁称为“匡”“圈”“塘”，将暗沙称为“沙排”等。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部分还被西方航海家引用并标注在一些19—20世纪权威的航海指南和海图中。
国际司法实践表明，一国人民长期在某个区域生活或进行经济活动，对确定这个地区属于这个国家具有重要意义。1953年，国际法院在曼基埃和埃克里荷斯案的判决中就指出，英国人在这两个岛屿上世代居住的事实，是这些岛屿归属英国的明证。而中国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岛礁长期居住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足以取得对南海诸岛的原始主权。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历代政府通过行政设治、水师巡视、资源开发、天文测量、地理调查等手段，对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进行了持续、和平、有效的管辖。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中国确立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中国人民早已成为南海诸岛的主人。
20世纪70年代以前，南海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从未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提出过异议，也不存在南海争端。比如，20世纪30年代，法国入侵南沙群岛时，不仅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日本也认为南沙群岛“应为中国所有”，且认为中国渔民“早已以该岛屿为远洋捕鱼之基地”。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曾明确承认南沙群岛不属菲方所有，菲方对南沙没有主权要求。越南统一前，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也承认“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西沙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并在其出版的教科书和地图中将南沙标注为中国领土。
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觊觎中国南海有关岛礁，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侵权手段和掩护方式。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更是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侵权行为。这反映出菲律宾一些人试图强化单方面主张的政治算计，暴露出域外国家试图搅乱南海局势、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险恶用心。多年来，菲律宾为继续推行领土扩张主义，将其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非法侵占“合法化”，陆续炮制出“无主地论”“托管地论”“地理邻近论”“国家安全需要论”以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论”等歪理，既缺乏坚实可靠的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国际法关于领土取得的规定，根本站不住脚。
菲律宾提交的仲裁诉讼，涉及的是领土归属、海洋划界、军事活动 之类的海洋争端问题，而中国根据国际法享有并且早已声明免受涉及该类问题的任何国际司法和仲裁管辖的权利。菲律宾费尽心机，企图把两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描绘成可以交由国际仲裁来解决的问题，片面解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范围， 却故意回避“陆地支配海洋”这一国际法重要原则。菲律宾等国关于这些岛礁位于其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因而应该属于它的说法本末倒置，既不符合“陆地支配海洋”原则，也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意旨和原则。
《碧波深处有中华—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智库报告由新华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吕岩松任副组长，新华社副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课题组成员包括、崔峰、周立民、薛颖、王晖余、杨柳、韩冰、赵颖全、梁建强、刘阳、姜铁英、马曹冉、郭翔、吴涛、刘赞、闫洁、严钰景、夏天、邓华、闫睿、洪泽华等。报告英文核校人员包括杨晴川、蒋励、陈健、韩建军、孙瑞军、余忠稳、费列娜、王海清、黄尹甲子等。
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士存、中国南海研究院原院长王胜、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相秒、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闫岩、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丁铎、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张辉、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副院长冯洁菡、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雷筱璐、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蒋小翼、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杨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陈曦笛等专家学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