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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事务繁忙，但依然文气不减；朋友圈的每日分享——“中华经典诗文，让我更有力量”，康震已坚持多年。作为深耕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他把书斋和讲坛作为自己的两个主要“战场”。在书斋里，他埋首典籍、笔耕不辍，与千年文脉隔空对话；在讲坛上，他娓娓道来、神采飞扬，让经典文化直抵人心。无论是学术理论的建构创新、国际话语的传播表达，还是《百家讲坛》的经典解读、《中国诗词大会》的文化普及，康震始终立足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基石，见证并参与了10年来中文学科的蝶变与成长。
10年来，这一重要论断的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在中文学科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具体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习重要讲话精神的鼓舞与激励下，中文学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比如文化诗学对“意境”“风骨”等传统范畴的现代阐释，数字文献学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数智化整理及研究，民族古文字学对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等等，都有力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同时，通过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等自主知识体系，中文学科摆脱了西方语言文学理论的束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彰显出充分的文化自信。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中文学科积极传播中国文论、中国文学，增强了国际话语权，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为民族复兴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文化环境。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广大民众感受中华文化之美、增强文化自信，一直是我执着的心愿。我在《百家讲坛》讲了8年多，录制了100多集节目，从李白、杜甫讲到唐宋八大家，后来又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诗画中国》，最大的体会就是——老百姓渴望了解传统文化，但怎样讲，才能让大家听得懂、喜欢听、听不够、还想听，这里面有很多学问，甚至这本身就是一门学问，这也是对我们学人的考验。记得在《中国诗词大会》上，我建议增设“飞花令”环节，就是想让大家在“智力对抗”中更深地记住诗词，在趣味中更好地品味文化。
我在节目里喜欢引用两句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体现我们文化遗产之丰厚，一句是对今人的褒扬与勉励，这两句放在一起，就是文化自信的绝佳注脚。我常跟学生、观众讲，古典诗文里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这10年我们学界努力去做的，就是把这份力量挖出来、讲明白、传下去。我们要看到：这份文化自信，绝对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因为真真正正读懂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认准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才具备了这份坚实的底气。
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叙事逻辑一直主导着世界文明叙事，很多时候，我们的文明尺度要被别人的尺子来丈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界提出“文明互鉴”“重写文明史”的命题，其核心就是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逻辑，重新追溯世界文学的多元起源，确立“文明互鉴”的世界文学观。我们要做的，就是深挖不同文明文学里的共通价值，讲透各自的独特内涵，既为人类知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全新的文学叙事模式，向世界呈现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中的中国”。
首先，中文学科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统领，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贯穿学科建设全过程，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落地中国、跟上时代。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性、实践性、辩证性的核心思想与中国语言文学实践深度融合，走出“问题导向—实践检验—理论升华”的路径逻辑，形成了既有理论高度、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学术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进一步挣脱外来理论话语体系的束缚，真正确立了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学术自主意识，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筑牢了思想根基。
其次，中文学科深度激活、用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实现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比如，以中国古代文论精华为核，充分借鉴西方文艺理论，打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形成“扎根本土传统、中西相互建构”的研究思路。对“意境”“风骨”“知人论世”这些经典范畴进行现代阐释，使之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本土工具”，建立起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国际视野的文化诗学体系，这对破解过去学界的“失语”困境、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十分重要。
最后，“吸收外来、为我所用”，融通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一方面，我们主动吸收世界哲学社会科学里的优秀成果，如西方的阐释学、人类学、语言学理论，还有写本研究、数字人文方法，将其与中文学科的研究实际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工具。在比较文学领域，我们借鉴西方学派的研究经验，但不局限于他们的“求同”思路，而是创出了自己的“变异学”理论，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变异性”作为研究核心，弥补了传统比较文学的短板。另一方面，坚持“以我为主、融通中外”，开展主动对话。如语言学研究，始终立足汉语的本质特征，吸收西方形式句法、认知语法的合理成分，提出“名动包含”“对言语法”等原创理论；文学人类学领域，融通西方人类学方法和中国传统考据学，倡导“四重证据法”，推动中华文明叙事研究从“证史”向“释古”跨越，从“史料考证”上升到“文化阐释”。同时，我们通过国际学术交流、著作译介、联合研究等方式，将国外优秀资源引进来，将中国研究成果推出去，让中国传统文论范畴走进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实现了中西学术的双向互动、价值共享。
在国际话语传播方面，中文学界依托中华传统学术范畴海外译介的系统性工程，形成“本土话语输出+语境化翻译+国际化认同”的传播表达机制。学界对“意境”“风骨”“意象”等传统文论范畴进行精准、贴切的语境化翻译与跨文化阐释。比如中国文论里最具民族特色的“意境”，如果硬译肯定丢味道，将它译作“aesthetic realm”，既守住了“意与境偕”的核心内涵，又让国外学者看得懂、能理解，现在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世界美学里的重要概念，是本土话语跨文化传播的一次成功尝试。
从传统学科看，古代文学学科在大规模文献整理与知识体系构建、重大专题研究与文明史传承等方面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研究范式；汉语言文字学积极构建汉语自主知识体系；现当代文学聚焦时代主题，主动回应当下，形成多元研究格局。新兴学科方面，数字人文领域整合多学科力量，开展古籍智能整理、文学大数据分析等研究；网络文艺领域关注数字时代文艺形态变革，形成了“技术分析+审美批评+伦理反思”的研究格局；比较文学拓展跨文明、跨语际、跨学科的研究视野。还有古典文献学、民族古文字学、甲骨学等冷门学科，也不再“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是通过技术赋能与方法创新实现了现代化转型。
在生态完善方面，中文学科形成了“国家战略+学术需求+社会服务”的发展机制。国家设立一系列重大学术专项、学术工程为学科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学术共同体立足学术会议、期刊建设等平台，推动学术交流创新，研究者通过语言规划、文化传播、文艺批评等学术实践，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与社会发展需求。总之，中文学科通过参与国家文化战略、开展社会服务，积极回应国家与社会需求，获得了自身发展的动力与资源，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学术发展生态。
在人才培养上，中文学科形成了“传统学术素养+现代研究视野”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先把底子打牢，让学生扎实掌握训诂考据、文献整理等传统学术功夫，懂经典、通文脉；同时又不囿于传统，开设数字人文、跨文化研究等课程，教学生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做研究，培养国际视野和跨学科思维。不少高校把课堂和学术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参与重大文献整理工程、田野调查、文化传播项目，还搭建了校际、国际交流平台。从本科到博士，形成了完整的培养链条，矢志培养既懂传统又懂现代、既敢创新又能创新的中文学科接班人。